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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祥毅 ┃陆游《书愤》:诗句意义的多重蕴含

  《中学语文教学》2014年第5期,曾刊登刘洪声先生的“《陆游〈书愤〉诗义再探》商榷”一文。其商榷的内容主要是不赞成朱东润先生所言陆游《书愤》结尾一联中,有诗人自比诸葛亮之意。刘先生认为,“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”乃是以疑问的口气表达否定的意思。陆游的意图,是在“愤恨当朝得志的辅弼重臣每多庸碌苟安之辈,竟无一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力主北伐,为恢复中原大业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”,诗人在这里高度评价诸葛亮,暗中所讽其实正是毫无作为的当权主和派。这样一来,不仅诗人所书之“愤”有了着落,而且也与前文“世事艰”有了照应。因为“世事艰就艰在朝中妥协派亦即主和派当权,自己虽有‘塞上长城’的抗金报国之志,却横遭压抑,不得重用,终于蹉跎岁月,壮志成空。”

  我赞赏刘先生从语句形式、前后文内容、时代背景三个方面综合思考,并借鉴他人的意见,得出自己的看法。我要补充的是,“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”不仅以疑问的口气表达否定的意思,也以疑问的口气表达肯定的意思。即,诗人在发问中,隐含了正面的回答:千载谁堪伯仲间?千载我堪伯仲间!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,朱东润先生已有这个意思。我认为朱先生所言,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,只是他没有讲完备而已。陆游自比诸葛亮,不仅在诗中有“塞上长城”的自诩,更有实际行动可资印证。其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抗金豪情与实战行动,与诸葛亮的北伐中原不正可以相媲美吗?宋孝宗乾道八年(公元1172年),陆游入川,在宣抚使王炎手下为军幕,与王炎积极筹划进兵长安,曾在大散关一带与金兵激战。陆游的出谋献策与亲临战阵,与诸葛亮北伐中原的举动,虽然在军事行动的规模上不可并论,但在北伐的意义上则是完全一致的。可惜的是,后来王炎被调回京,进兵大计被搁置而落空。虽不至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却也是一个遗憾。在这点上,陆游与诸葛亮的遭遇也有些类似。所以,诗人自比诸葛亮,在诗中有充分的内容依据,即既有长城自诩的心志,又有北伐的谋划与实际的军事行动。尽管诗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与诸葛亮相比,但毕竟他没能取得诸葛亮那样的功业。因为“朝中妥协派亦即主和派当权,自己虽有‘塞上长城’的抗金报国之志,却横遭压抑,不得重用,终于蹉跎岁月,壮志成空。”借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,“塞上长城”是“空自许”,以诸葛亮自比,也是“空自比”。这“空自比”,饱含诗人的悲愤与辛酸。也就是说,诗人怀有诸葛亮之志,也兼具诸葛亮之行,却没有诸葛亮那样有充分施展才华的机遇。诗人以诸葛亮自比的意思还是很显然的。这层意思,与刘先生所讲的意思并不矛盾,恰恰是现实的真实呈现,是正反相成的统一。一方面,“当朝得志的辅弼重臣每多庸碌苟安之辈,竟无一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力主北伐,为恢复中原大业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”,另一方面,有像诸葛亮那样的忠诚抗金志士却无缘得用,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悲哀,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。这样去理解,诗人的悲愤之情就显得更加丰富深沉痛切。诸葛亮写出师表,呈给的是皇上。阿斗尚且能重用诸葛亮,当今皇上难道连阿斗都不如吗?这里有深切的愤恨,也有万般的无奈。诗人以诸葛亮自比,相较之下,壮志难酬的悲苦之情,更是令人唏嘘感叹不已,从而,艺术效果更加佳妙。

  所以,刘先生对于诗句的反面意蕴的论述,与我对诗句的正面意蕴的补充,是相统一的。这两种观点的意蕴,统一在诗题“书愤”之中,也统一在全诗的内容表达之中。

  诗人为何“书愤”?原因就在朝廷对待北伐中原统一大业问题上,一方面,信任重用庸碌苟安之辈,此辈无人可与诸葛亮相比;另一方面,朝廷排斥打击忠诚报国志士,使得像诗人这样可与诸葛亮相伯仲的有才华有抱负的抗金志士,壮志难酬,空有满腔报国之志。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诗人的悲愤之情贯穿全诗。刘洪声先生观点所蕴含的内容,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

  我们先看刘先生所言的诗人愤恨朝中多庸碌之辈,这一点在首联就有体现。“早岁哪知世事艰”,这里的“世事艰”,刘先生引用钟振振先生的说法,就是“世事艰就艰在朝中妥协派亦即主和派当权,自己虽有‘塞上长城’的抗金报国之志,却横遭压抑,不得重用,终于蹉跎岁月,壮志成空。”第二联写的是回忆抗金史实,写得大气豪迈。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。”然而,了解这些史实的人都知道,这大气豪迈的背后,却有着难遣的伤感——前句写的是南宋军民同仇敌忾抗击金人南侵,金军溃败的情景这段史实告诉我们,本来抗金形势出现了大好局面,然而,偏安南隅的朝廷却无所作为,错失了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;后一句是诗人亲身经历。他在王炎军幕出谋划策,亲临敌阵,定下了收复长安的大计,取得了大散关初次激战的胜利。可是王炎被调回京都,诗人也被内调,北伐大计落空,陆游悲愤无奈:“渭水岐山不出兵,却携琴剑锦官城。”(《即事》)这些都是把持朝政的庸碌苟安之辈所造成的。这两段史实所言的大好抗金形势,均被断送,致使诗人哀叹:“塞上长城空自许”。这也是诗人为何由豪壮转为悲叹的原因。因为无论是举国创造的有利形势,还是诗人自己努力获得到的局部大好时机,都是白费力气。这在陆游的《归次汉中境上》表达得更明显:“遗虏孱孱宁远略,孤臣耿耿独私忧。良时恐作他年恨,大散关头又一秋。”“遗虏”是指金人留在陕西的兵力。“孱孱”形容敌方怯懦软弱无力。象这样兵力不多,战斗力缺乏的敌方,怎会有深谋远虑呢?言外之意是,正好趁此大好时机进行反攻,夺回失地,重整山河。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,一旦失去,便成为千载的遗恨。“良时恐作他年恨”,正反映了诗人此时深切的忧虑。但此时南宋统治者已和金人订了“隆兴和议”,无意收复失地。“中原机会嗟屡失”(《楼上醉书》),这样年复一年,按兵不动,岁月空逝,壮志难伸,使得他不得不发出“大散关头又一秋”的哀叹。这哀叹之中,浸透了诗人对朝中庸碌苟安之辈的愤恨。所以,刘洪声先生所论,有其道理,也有其充足的历史依据。

  另一方面,“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”也以疑问的口气表达肯定的意思,诗人在发问中,隐含了正面的回答:千载谁堪伯仲间?千载我堪伯仲间!这样的意蕴也贯穿全诗。首联“中原北望气如山”,就写出了诗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。这与诸葛亮“北定中原,兴复汉室”的宏愿是相同的。颔联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写自己抗金经历,既出谋划策,又亲临前线,这与当年诸葛亮出师北伐有相似之处。颈联自许“塞上长城”,更是自信地将自己置于保家卫国,北定中原的不可或缺的位置。这样,尾联以诸葛亮自比,也就水到渠成,合乎情理。这样的志向抱负,陆游曾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达。他不仅早年就有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的不凡志向,而且有“当年万里觅封侯,匹马戍梁州”的英雄气慨。封侯拜相,立业建功,是诗人实现报国理想抱负的途径。就是到了八十二岁的高龄,陆游仍是壮志不减。他得知朝廷下诏伐金,兴奋之中写下了《老马》一诗。“一闻战鼓意气生,犹能为国平燕赵”。“平燕赵”,也就是北定中原,统一天下的意思。这与《出师表》中表达的“北定中原,兴复汉室”的决心都是一致的。陆游乐以诸葛亮自比,是有其内在依据的。诗中特别提到《出师表》。前人有论忠必读《出师表》之说。《出师表》是忠心报国的代名词。诗人一生矢志报国,与诸葛亮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报国之志也是一致的。《出师表》是写给皇上的。诸葛亮能够施展奇才,除了他自有经天纬地之才外,他得到了明主的赏识器重。陆游希望南宋朝廷也能像蜀汉重用诸葛亮那样重用自己,实现北定中原,报效朝廷的抱负。“千年史册耻无名,一片丹心报天子。”(《错金刀行》)这与诸葛亮的报效之心也是一致的。诗人不止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他死后仍不忘祖国统一大业: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那可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不已”啊!在忠心报国这点上,他完全有资格与诸葛亮相提并论;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,提出了国家兴衰的根本点,就在于能否做到“亲贤臣,远小人”。陆游也希望南宋朝廷能这样,重用贤才,复兴国家。可是,陆游虽有诸葛亮的忠心与志才,却没有那样的机遇,所以“千载谁堪伯仲间”的发问,是承接“塞上长城空自许”而来,一方面自许塞上长城,自比诸葛亮,另一方面又有怀才不遇,壮志难酬的悲愤在其中,更有国事艰难,统一大业可能成空的巨大悲愤在其中。这样,“书愤”的内涵就更为丰富,意蕴也就更加深沉厚重了。

  综上所论,《书愤》一诗的尾联“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”,蕴含了多重意义。首先是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之情;同时也以诸葛亮自比,表达北伐中原,为国效力的平生之志;再就是愤恨当朝得志的辅弼重臣每多庸碌苟安之辈,竟无一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力主北伐,为恢复中原大业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”;更愤恨朝中妥协派亦即主和派当权,自己虽有‘塞上长城’的抗金报国之志,有诸葛亮北定中原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,却横遭压抑,不得重用,终于岁月蹉跎,壮志成空。但不管如何壮志成空,他自比诸葛亮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”的心志不会改变。甚至死后仍记挂北定中原的宏愿。这多重的意蕴,表现了陆游《书愤》的丰富深厚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忧国之心愤时之意,集中体现了一位爱国诗人忠心爱国,矢志报国,愤时忧国的深广情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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